□Damian Lillicrap
笔者对中国最好奇的是新与旧的交集，背后的路与未来的路。中国促进GDP增长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就业。笔者看来，如果真正的目标是就业，那么中国应该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这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法。
举债刺激经济无异于“饮鸩止渴”
通过债务的累积来促进经济增长，日本的经历暴露了债务刺激的缺陷。通过借贷或鼓励借贷，确实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未来债务需要偿还时，又会面临偿债的压力。就连美国也走在这条道路上，即使是在失业率非常低的情况下，美国仍然拥有大量赤字。欧洲和澳大利亚也有很多债务，澳大利亚的债务主要集中在私人部门，通常用于为房地产提供资金。笔者认为，不管举债如何刺激GDP增长，当它需要偿还时，就会成为一个拖累。如果债务没有偿还，而是在GDP中不断增长，就会面临其他问题——阿根廷和巴西就是最好的例子。
因此，GDP用来衡量经济成功与否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类似于人们通过信用卡的消费金额来判断个人是否多富有。一般而言，一个人的消费与收入成正比，但仅仅关注消费是不够的。如果消费与收入不匹配，那么过多的消费并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简单地用GDP来衡量就像看信用卡支出一样，不能帮助来理解支出和GDP是如何持续的、支出或GDP是否会导致一些问题。GDP实际上仅能够成功衡量未来的借款。
如果先打破一扇窗户，然后修复它，GDP会增加，但情况只会更糟。如果一场战争摧毁了大量的建筑和工业，重建它们也会增加GDP。从财富的角度来看，战争结束后，经济显然不会变得更好。GDP的增长仅仅来源于替换之前就在经济体中存在的资产。战争会让我们的经济变得更糟。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促进了很多创新，但我们不需要通过战争来创新。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所有的政府都寻求和平，寻求和平下让经济持续增长的解决方案，尽管这会面临挑战，但这必须是我们的目标。
中国最有能力应对经济发展的挑战
如果说GDP是衡量经济发展的旧指标，那么新指标是什么呢？这就是笔者对中国感到兴奋的地方。新的指标是——中国决定为他和他的人民选择一条更好的道路，那么他可以迅速改变方向。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已经发现，并非所有GDP都是好的GDP。中国已经意识到，一些GDP对环境破坏很大，一些GDP过于依赖债务。
笔者看来，中国促进GDP增长的根本目标在于促进就业。然而，实际上当一座空置的建筑或目前并不十分需要的工厂被建立起来时，借贷来的大量资金被用在混凝土和钢铁上，而没有促进工资收入的增长。笔者看来，如果真正的目标是就业，那么中国应该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这是衡量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方法。
从GDP增长的角度来看，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这种方向上的改变表面看来上像一场衰退。对于不必要的项目，减少在混凝土和钢铁上的支出、减少煤的燃烧，GDP的增速会下降——这将是一个挑战。中国必须应对这个挑战。而且，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能力来应对这个挑战。
从技术上讲，各国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方法来提高GDP。通过考虑资产负债表，中国可以发展出一个相对缺陷较少的GDP指标。但是，中国可以走得更远，可以关注其他指标，如生活质量、环境质量，并在这些指标中建立一个更广泛的目标，与人民的需求相一致。在中国，有许多更明智和更具有创新力的人比笔者更了解这个问题，并且更有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所能做的就是指出旧的方法缺陷，并鼓励采用新的方法。这将为中国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为未来带来更少的动荡和更多的和平与繁荣。除了战争之外，最糟糕的情况，就是继续采用旧方法，但不太可能实现真正的目标。
新体系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货币通过贷款从银行出来，又通过存款回到银行，然后又通过贷款出来——这样增加了经济中的债务和货币供给。在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假设就是货币的增加会导致通货膨胀。但我们看到的是，债务经常被用来购买现有资产，因此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食品和服务价格上涨。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各国中央银行曾试图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后放松了货币供应的控制，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他们不担心通货膨胀（食品和服务价格的上涨），但他们的衡量标准过于狭窄，因为他们对资产价格的通货膨胀视而不见。
笔者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当债务增长被限制时，GDP是一个不错的衡量标准；而当债务增长没有得到限制时，GDP就是一项很差的衡量标准。
笔者相信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岔路口，要么成为低效制度的奴隶，要么选择利用所取得的技术进步让我们拥有更轻松和更丰富的生活——即使我们的支出不及预期。
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很可能是，世界上并没有我们预期中那么多的就业岗位。与其试图创造虚假的工作机会，不如把工作机会分散开来，让每个人都有一点闲暇的时间。与此同时，这将在休闲领域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不论如何，从GDP的角度来说，工作机会的减少是不好的结果。但是，除了工作还有生活，如果我们的世界能更加平衡、更加可持续，少一些冲突、多一些闲暇时间，那么监管当局就能进入新的体系。新体系的优越性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有时候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有坏事发生。就GDP和货币供给而言，世界各地政府已经遵循了最好的经济学理论。他们在衡量经济过热时，会寻找通货膨胀的身影，但通货膨胀仅仅是潜在不平衡中的一种，他们往往会忽视其他的方面。
如果采用标准的科学方法，现在看起来错误的事情在它发生时却像是正确的事。这是因为当房地产和信贷泡沫增长时，经济增长是比较热的。有时候，好心也会做坏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都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的错误在于，当这些实践不再站在他们国家的长期利益角度时，他们仍然决定继续遵循这些方法。
主动开展长期结构性调整
很多事情都是循环的。就印发货币和创造信贷而言，有时候经济是非常自律的。笔者认为，当货币印发与信贷创造过度时，经济会处于最自律的状态。
例如，德国在二战前经历了超级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德国现在对通货膨胀仍然恐惧。美国在独立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负债，随后又对债务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德国和美国的经历都导致了从紧的政策，甚至对现在的政策也有影响。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动，然后又回到另一个方向，这个过程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美国、德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钟摆正朝着更加宽松的方向摆动。短期利益正吸引着钟摆朝着那个方向，借贷和过度建设增加了GDP、增加了就业。尽管我们知道这不可持续，但是加杠杆还是很有诱惑力的。因此，避免做出艰难的决定，成为短期的首要任务。
巴西已经经历了这个钟摆的完整周期，在经历了多年没有纪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后，他们体会到了宽松政策所带来的困难，现在他们开始变得更加保守。
目前尚不清楚大部分经济体是否会步巴西的后尘，但笔者认为不会。在主要经济体中，负债最多且不断恶化的是日本，他们拥有最多的人均债务，而且最不可能以任何传统方式偿还债务。尽管笔者希望各政府能领导人们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但笔者怀疑日本可能需要一场危机来改变方向。一场经济危机可能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可能需要10年或20年，日本的不可持续道路才会出现危机，就像拉丁美洲那样。或者它可能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危机，在某种程度上，日本似乎从资本主义经济正在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政府和央行能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而且对经济拥有不同寻常的控制权。这样的话，人们可能会在宽松政策带来的后果出现之前，从政治上反对它。
因此，在主要经济体中，只有中国最有可能自愿做出改变，而日本似乎最有可能被迫改变。笔者认为，其他经济体也不会在日本改变之前做出改变，笔者预计其他主要国家会跟着日本变化的步伐，在意识到日本的问题后会变得保守。
资本主义受到了挑战，它并没有消亡，但因为它是由一种有缺陷的GDP所引导的，因此存在很多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解决。政策制定者们试图避免出现衰退这样的短期问题，已经有了进行长期结构性变化的需求。过剩的产能远远超出了世界的需求，因此建造工厂的需求比以前少了。一个自由的市场可以处理这样的问题，但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且这条道路可能会让人承受很多痛苦。
自由市场通常会通过让工作能力不强的人失业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小部分的失业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大量的失业是不能接受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技术和自动化只会加剧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未来的就业机会会更少。
上次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失衡已经加剧，而且没有得到纠正，因此，我们正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可以依赖自由市场，虽然这只“猫”抓过很多“老鼠”，但它现在也出现了问题。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失业和不满将注定会增加。或许，某些政府可以指责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但这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变得更糟糕。我们也可以创造虚假的工作机会，但是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样做没有太大价值。
或者，我们可以退后一步，重新审视一下，这个世界从未有过这么多的财富，也没有过这么好的集体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方式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或者我们可能认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承诺，尤其是从GDP的角度来衡量。很多人不愿意为了一个新的梦想而牺牲他们之前的梦想。现在，我们需要提升和平与休闲时间的价值，为他人提供一种有尊严的生活。相信如果我们为他人这样做，集体也会试图照顾我们。
站在经济高峰觅良机
如果我们意识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历史会告诉我们可能发生的事情，以及作为一个集体来要求它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就会做出好的决定，我们将避免更糟糕的道路，并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笔者相信，一定会有一些困难让我们变得更强大，我们也会清楚我们注重的是什么。
以GDP为目标过于狭窄，且导致了全球问题。我们需要认定我们想要什么，而从GDP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停止用增加不必要的建筑和增加债务来促进GDP，可能会带来更好的长期效果。改变是必要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那样引领变革，目前来看，中国的目标与需要解决的问题相一致。笔者相信，政府将会引导人们触发这种变革，因为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
从全球来看，我们站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的经济山峰上，从这个高度，笔者看到了机会，看到了广阔的蓝天。
（李忠献 翻译）
Damian
现任QSuper基金投资战略部主管。
化学工程师是Damian职业生涯的开始，他在这个行业工作了5年。在此期间，他拿到了会计学硕士预科毕业证书，并成为一名注册会计师（CPA）。
Damian在金融领域工作了20多年，为管理600亿美元的QSuper基金进行了10年以上的资产配置。在他的努力工作下，该基金在2008/09年金融危机之前就采取了保守的策略，并在股市下跌时买入股票，随后股市反弹，基金大幅受益。
2013年，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书名叫《餐桌经济学与投资》，该书旨在用生活语言来解释全球经济形势。